起敬起畏的哲学
以权势崇拜为基石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爱”的感情。写到这里，准有人号曰：“我们有‘仁’呀！”提到“仁”话就得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是，有“仁”固然有“仁”但也只是书上有“仁”行为上“仁”的成分实在稀薄，所以我们动不动就拉出来亮相的“仁”只能在书上找，很难在行为上找。另一方面“仁”似乎并不是“爱”“爱”也似乎并不是“仁”“仁”是当权派对小民的一种怜恤和同情，乃施舍的焉，赐予的焉，表示慷慨大度的焉，幼儿园教习对小孩子的焉。事实上是，人与人之间充満了“恭敬”和“恐惧”有些是由敬生惧，像孩子对⽗亲。有些是由惧生敬，像娼
对客嫖，像大臣对皇帝，像小民对官吏，像囚犯对狱吏。君不见朱全忠先生当了皇帝后大宴群臣的节目乎，他哥哥朱昱先生骂曰：“老三，你这样造反，不怕灭族呀？”弄得不
而散，史书上立刻称赞他哥哥是大大的忠臣，其实他哥哥只是恐惧“灭族”而已。正史上这种节目多的是，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剔除了恐惧的成分，剩下的感情，就不堪闻问矣。《红楼梦》上，贾宝⽟先生对林黛⽟女士曰：“我心里除了俺祖⺟、俺爹、俺娘外，就只有你啦。”我老人家一直疑心这话的实真
，说贾宝⽟先生爱他的祖⺟，爱他的娘，一点不假，如果说他也爱他爹，恐怕问题重重。全书中就是用显微镜找，恐怕都找不出一星点爱老爹的迹象，而全是恐惧。一听爸爸叫他，就如同五雷轰顶，一个孩子对⽗亲竟是这种感情，在潜意识里，他恐怕巴不得老头早死。起敬起畏的哲学使皇帝和臣民之间，官吏与小民之间的距离，一天一天拉大，皇帝的尊严真要：“升到三十三天堂，为⽟皇大帝盖瓦。”臣民的自卑，也真要：“死至十八层地狱，替阎王老爷挖煤。”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家国都没有的，也是国中必然要倒霉的一种气质。
缺少敢讲敢想的灵
不知道哪个家伙，大概是被称为周公的姬旦先生吧，竟发明了宦官这门学问。男人虽是男人，殖生器却是割掉了的，该一类朋友，有男人的用场，而没有男人的危险，真是绝大的贡献。故当皇帝的一直乐此不疲。呜呼“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我想活生生把男人的殖生器割掉，恐怕不算是仁，也不算是义。可是这种割掉殖生器的宮廷制度，五千年来，包括所谓圣人朱熹先生和王
明先生在內，却没有一个人觉得它不对劲，真是怪哉怪哉。以国中圣人之多，道貌岸然之众，又专门喜责人无已时，而对皇帝割人的殖生器，竟视若无睹，教人大惑不解。我想不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虽然有人觉得不对劲，但因该事和皇帝的绿帽有关，便不得不闭口不言。如果皇帝听了他的建议，废除宦官，找一批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代他看守美女如云，恐怕绿帽缤纷，杀气四起，届时真的服巴拉松了断。历史上任何一个吃冷猪⾁的朋友，虽名震天下，可是遇到皇帝割殖生器，就只好假装没看见。第二个原因是，五千年来，君焉臣焉，贤焉圣焉，都在浑浑噩噩混⽇子，可能
本没有一个人想到活生生割掉殖生器是不道德的。国中文化中缺少的似乎就是这种敢想敢讲的灵。皇帝有权杀人，他就是“是”不要说割掉几个男人殖生器没啥了不起，就是杀掉千人万人的脑袋，也理所当然。积威之下，人味全失，而奴⼊骨，只要你给我官做，你⼲啥我都赞成。对事不对人
托尔斯泰先生有一次向一个乞丐施舍，朋友告诉他，该乞丐不值得施舍，因他品格之坏，固闻名莫斯科者也。托先生曰：“我不是施舍给他那个人，我是施舍给人道。”
呜呼，我们对一个奄奄一息的乞丐施舍时，不能先去调查调查他的品格是甲等或是丁等，如果是甲等，就把掏出的一块钱掷过去，如果是丁等，就把掏出的一块钱重新装回口袋。盖这是人道问题，不是训导主任打分数问题。
台北名鸨何秀子女士服毒杀自，新闻轰动，遇救后在她的寓所招待记者，控诉非管区的警员和组长对她的
扰。这一控诉出了⿇烦，第一个严重的反应是察警局长，表示非取缔她不可。古之时也“为政不得罪巨室”今之时也“开院不得罪察警”现在把三作牌的脸撕破，再想继续下去，前途不卜可知。第二个严重的反应是，有两位专栏作家在报上提出义正词严的攻击，主要的意思是：一个开院的竟敢堂堂皇皇地招待记者，成什么话？关于前者，对一个开
院的名鸨，一直等到脸被抓破之后，才咆哮如雷，我们除了遗憾外，还有啥可说的，一说就说到红包上，先生能吃得消？那么，对于后者，也就是对于那些学问很大，而又道貌岸然，有地盘可以写方块文章的衮衮圣崽，不得不请他们听一听托尔斯泰先生的言论。何秀子女士当鸨儿是一回事，人权又是一回事，国中宪法是不是规定
女不准招待记者？一个女受了委屈，是不是不准呻昑，一呻昑就“成了什么世界”？只有蒙古的服征者才把人分为四等十级“南人”最差，难道我们自己也将女划成一个最低阶层，不受法律和人道的保护？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现在府政一再申令察警不得刑讯犯人，不管做到做不到，立脚点固站在这个观念上。一个人犯了法，当然应该判罪，但如果大家都认为他不是东西，走上去拳打脚踢，甚至把鼻子耳朵都割掉，还不准他哼哼：“哼哼啥？你偷了人家一百块钱，还有人格呀？还敢
叫呀！”这应是吃人的野蛮部落的事，而不应是现代化国中的事。福禄泰耳先生曰：“尽管我反对你所说的话，但我仍拼命为你争取说话的自由。”而一些自命为主民的人士，却用他们的大笔，封杀一个可怜女人的嘴，真使人如丧考妣。
只我例外
主民政治的精义是“我不例外”大家都不准闯红灯，我自己也不闯。大家都不准随地吐痰，我自己就不吐一口。人人赞成法制，我就不要求特权。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坏它。可是这玩意一到了国中，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对闯红灯，只是反对别人闯，我自己却可以闯那么一闯。我反对随地吐痰，只是反对别人吐，我自己却可以想怎么吐就怎么吐。我赞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却不能跟别人平等。我赞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们遵守制度，我自己聪明才智要⾼明得多，不能受那种拘束。盖我阁下如果不能例外，岂不有失面子，活着还有啥劲？
夫“面子”是啥？洋大人怎么研究都研究不懂，有人解释为“面⽪”言其只顾外表一层，不管实际內容。有人解释为“尊严”言其虚荣第一，实质第二。我老人家想，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经衰弱和牢不可破自私的一种产品。因精神衰弱，做贼心虚，所以处处必须用骄傲来弥补自卑。因牢不可破的自私，惟恐怕不能占便宜，所以才处处都要“只我例外”
自私心人皆有之，不但未可厚非，而且它是促进社会的原动力。但这种自私心一旦超过某种限度，成了臭屎球，就只好抬到了太平间门口，等着断气。呜呼，一个计划也好，一个办法也好，一个会议也好，一个决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参与谋事的家伙第一个念头就是：“俺可以在里面有多少好处？”那就是说，俺可以弄多少钱？享多少权？少负多少责任？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在这上兜圈圈，上也如此，下也如此，你如此，我也如此，大家抱着屎臭球死也不放。
谋利有啥不对
孙观汉先生认为“旧观念”和“酱缸”名异实同。先生想，它们似乎只是一部分相同，旧观念中也有好的，在旧观念下产生的行为，也有和⽇月并明的。只有酱缸蛆观念，即令它是新的，也是堕落的、恶毒的。
在“旧观念”中，一直到今天，人们还瞧不起做生意，认为做正当生意钱赚是丢人的，这跟文化走到岔道上有关。盖我们的文化本来是走在光明大道上的，却被长期的封建政体和儒家学派圣人们，群策群力，连推带打，活生生地塞到酱缸里。大家最初还叽哇
叫，后来酱成了酱缸蛆，不要说教啦，连哼的声音都归于沉寂。孟轲先生的学说便是“何必曰利，惟有仁义而已”的，这位不曰利的祖师爷，为千万个酱缸蛆制下了仁义的假面具，明明害了杨梅大疮，鼻子都烂塌啦，却把面具一戴，喊曰：“都来看呀，俺好漂亮呀！”在表面镇静而心里奇庠的状态之下，儒家朋友对商人充満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奷商”奷商当然多的是，但公务员中也有坏蛋，却从没有听说过有“奷官”的（不过“赃官”一词倒层出不穷）。夫商人以正当合法的手段赚了钱，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有人眼红。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却他妈的⾼贵得不得了，人人跷起大拇指称赞他“有办法”
一位国中文化学院夜间部的生学，向先生谈到他的教习傅宗懋先生。傅先生讲课很受生学们的
，不仅口才好，而且有深度，⽇前他在该院这学期最后一节课时，曾对儒家的那种“正其谊不谋其利”学说，头痛击。傅先生鼓励生学用正当合法的手段钱赚“谋利”不是一种聇辱，谈钱谈利也不是一种聇辱。恰恰相反的，那是一种光荣。儒家那种口不言利，口不言钱，但心里却塞満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必须纠正过来，社会民生，才能蒸蒸⽇上。那位生学转述这段话时，对傅先生充満了尊敬。先生听这段话时，对傅先生也充満了尊敬。盖国中人心中那块隐蔵的私
，必须取消，这块保留地一天不取消，自私心便一天牢不可破。“哀莫大于心死”呜呼，心死者，自私心牢不可破之谓。也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国中人讲仁义说道德的嗓门，可是天下嗓门中最⾼的，聪明才智和判断力，也可是天下第一流的。问题是，千万不能碰到心里那块保留地，只要碰到那块保留地，就立刻糊涂成一罐糨糊，什么原则，什么逻辑，都会女大十八变。沉重的感慨
在国中社会上，侠义情
已被酱成了“管闲事”对之没有一丝敬意，更没有一丝爱意，而只有讥嘲和忌猜。或尊之为“傻子”或尊之为“好事之徒”成为千古以来最大的笑柄和千古以来最大的殷鉴。年轻人⾎气方刚，可能考虑不到这些，即令考虑到这些，也可能不在乎。而先生早已老奷巨猾，我岂能惹这种无聊的⿇烦？这正是我老人家聪明之处，世人不可不知。盖国中人最大的特点是聪明过度，国中社会正是由这种无数聪明过度组合而成。而聪明过度是吝啬同情心的，这不能怪谁，同情心一丰富，就聪明不起来。国中人同情心的贫乏，使狄仁华先生有沉重的感慨，一团沸腾的灵
被酱成一条⿇木的酱缸蛆，要它活泼起来，恐怕非一时之工所可收效。第一是保护自己
圣人曰：“知而不行，不为真知。”仅知合作的重要，而不能在行为上合作，就不算真知。仅了解团结就是力量，而不能在行为上团结，就不算真了解。⽑病似乎不出自国中人本
，而出自大家吃儒家学派的药太多，吃得跟先生尊肚一样，害了消化不良之疾。盖儒家在原则上只提倡个体主义而不提倡群体主义。孔丘先生对那些“有教无类”的二级圣人，教来教去，固然也涉及到群体行为，但涉及的分量却比蚌壳里的珍珠，还要稀而且少，大多数言论都是训练个体的焉。儒家最⾼的理想境界，似乎只有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教小民如何地蔵头缩尾，家国事管他娘，而只去维护自己的⾝家财产；用两句成语，那就是“明哲保⾝”、“识时务者为俊杰”鼓励国中人向社会上抵抗力最弱的方向走。另一个项目则是求求当权派手下留情，垂怜小民无依无靠，用御脚踩的时候，稍微轻一点；其成语曰“行仁政”孔丘先生有一段话，是躲祸消灾的最⾼准则，其话曰：“危邦不⼊，
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
，聇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聇也。”翻译成⽩话，就更明⽩啦：
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天下如果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家国大治，而你却没有弄个官，丢人；家国大
，你却弄了个官，也同样丢人。这段“圣人教训”充満了聪明伶俐和见风转舵，人人变成了滑不溜丢的琉璃蛋。别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当官，等需要大家抛头颅洒热⾎的时候，他却脚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个人占尽啦；把儿子女儿送到国美“传种”的老头老太婆，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统，可当孔孟学会理事矣。在势利眼里，只有努力适应，努力使自己全安“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识分子连可能有瓦片掉下来的地方都不敢去，则对政治的败腐、小民的疾苦，事不⼲己，看见了就假装没看见。盖看见难免生气，生气难免要嚷嚷，嚷嚷难免有祸事。呜呼，儒家的全部教训中，很少
发灵，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満志。啥都可⼲，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所以孔丘先生谁都不赞成，只把穷得丁丁当当的颜回先生，当成活宝，努力赞扬他的安贫气质，却不敢进一步研究研究使这位二级圣人穷成这个样子的社会责任，更没有想到应如何去改造这个群体的社会，而只是瞎着眼教人“穷也要快乐呀”一旦每个国中人都这么快乐，家国民族就堕落成原始社会。尿⼊骨髓
不认真，不敬业，悠悠忽忽，吊儿郞当地“混”是大多数国中人的生活特征。它在人
上形成的畸形心理，令人流泪満面。盖不认真不敬业的结果，必然产生強大的文字魔术诈欺。嗟夫“真”在历史文件中没有地位，国中的历史文件就跟国中的传统文化一样，也不得不走错方向。在这种走错了方向的脚步声中，国中同胞遂把吃
的力气都使出来，去追求“美”追求“善”独对“真”提都不提，一提“真”就头摇，要想他不头摇也可以，那就得打马虎眼。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一致认为文字的力量可以封杀或曲解实真的事实，可以把⽩的染成黑的，把黑的漂成⽩的，把二加二证明等于八，把月亮证明四四方方。玩文字魔术的知识分子，十分有把握地认为：天下小民全是屎狗，而大批酱缸蛆也偏偏心甘情愿地──而且用一种潘金莲喝尿的精神，来坚信自己并没有受骗。怪不得苏西坡先生叹曰：“尿⼊骨髓，化作酱缸泪。”该泪流到今天，都没流完。洋人进一步，国中人退一步
祖先崇拜在本质上是充満了灵
的，可是再优秀的细胞都可能堕落成致命的癌，灵有时候也难免堕落成僵尸。祖先崇拜遂一步栽下楼梯，成了对僵尸的
恋。孔丘先生是驱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结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托古改制”“古”跟“祖先”化合为一，这是降临到华中民族头上最早最先的灾祸。孙观汉先生曾在《菜园里的心痕》中对此生出很大的困惑，盖外国人遇事都是进一步想的，国中人遇事却退一步想。呜呼“退一步”这正是儒家那种对权势绝对驯服的明哲保⾝哲学。其实“退一步”只不过是果实而已，在孔丘先生当时，这种思想已经十分浓厚，他阁下对社会的不平、政治的黑暗、民人的疾苦，都有深切同情，而且也有其解决的方法，不过他的解决方法不是努力“向前看”不是提出一个新的时代方案，而是努力“向后看”、“向古看”、“向祖先看”、“向僵尸看”看三皇、看五帝、看尧舜、看周文王。他的本意可能只是画一张蓝图挂到祖先的尊脸上，以便当权派有个最⾼榜样。但这种本意被时间冲淡，也被酱缸蛆曲解。于是“古”也者，就成了⻩⽔直流的港香脚，无论⼲啥，如果不捏捏该脚，就不算搔到庠处。必须捏得龇牙咧嘴，又唉又哼又哎哟，才是真本领，才算舒服得没啥可说。死祖先进而化成活僵尸，不但会呼风唤雨、撒⾖成兵，成了万能的百事通，而且还忠勇俱备、品学并臻。道德⾼涨时，一辈子连女人都不看一眼，每天呆坐如木瓜，啥都不敢想，要想也只是想“道”（好像听哪个酱缸蛆说过，孔丘先生到死都是个童⾝，真是守⾝如⽟，可为万世法者也）。对僵尸
恋的第一个现象是：“古时候啥都有。”凡是现代的东西，古时候都有，原弹子有，辐
线有，机飞大炮有，汽车有，主民有，共和政治有，砍杀尔有，拉稀屎有，人造卫星有，公
下蛋有，脫
子放庇有，西服⾰履有，阿哥哥舞有，你裙有，等等等等，反正啥都“古已有之”无往而不“有”只要你能出一个题，酱缸蛆都能写出一大串古时候都“有”的典故。既然啥都有啦，潜移默化，华中民族遂成了一个肤浅和虚骄的民族，盖你那些玩意都是俺老祖宗搞过的，有啥了不起？自己搬块大石头挡住自己的去路，只好在自己的太虚幻境里，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闭着尊眼猛想美女如云，是一种“意
”说这话还是“直八哲学”如果说老实话，对僵尸的恋简直是一种他妈的手，更要斫丧元气。第二个现象比第一个现象还要使人怒发冲冠，那就是：“古时候啥都好。”仅只啥都“有”不稀奇，必须啥都“好”才算够⽔准。这种畸形观念，大概秦王朝统中一国时就很严重，惹得皇帝老爷嬴政先生一肚子火，再加上宰相李斯先生直打小报告，于是陡起杀机。呜呼，先生可不是拍巴掌赞成焚书坑儒，而只是说“古时候啥都好”的⽑病也是“古已有之”并不是最近才抬头的新兴势力。两千年来，不要说是一种思想，像硝镪⽔一样侵蚀着灵
，就是一天只滴一滴⽔，也能把喜马拉雅山滴出窟窿。所谓“好”似乎不是指东西好，大概再伟大的酱缸蛆，都不好意思说穿草鞋比穿⽪鞋好，用丈八蛇矛比用机关
好，骑牛骑驴比开汽车坐机飞好。所以，古时候啥都好者，可能限于四个节目（但这四个节目却是大节目，已够国中人奄奄一息），该四个节目者，曰“人好”、“事好”、“书好”、“名好”夫“人好”者，不用介绍，大家的口头禅就是“人心不古”这口头禅真是口头禅，只要有人稍微碰他一下，这口头禅就会像吃了庇⾖似地立刻放之。既没有经过大脑，也没有经过心脏。盖他阁下已一口咬定古人都好得顶了尖，不但不会坑他骗他，甚至当他坑了古人骗了古人的时候，古人还要温柔敦厚地向他献旗感恩。古时候的好人说起来车载斗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连孔丘先生都服帖的，莫过于唐尧帝伊祁放勋先生，他连家国元首都不⼲，而把宝座像烫山芋似的抛给姚重华先生。姚重华先生也是好人大学堂毕业的，在⼲了四十八年帝王后，又把那玩意抛给姒文命先生。然而他们还不算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许由先生，一听说有人教他当皇帝，就好像谁向他念了三字经“⼲你娘”赶忙跑到亚马逊河，把耳朵洗了个⼲净。权力是有毒的，当权派当得久啦，免不了就要中毒。古时帝王，大概跟⽇月潭⽑王爷差不多，一个部落的酋长，到了夏王朝，多少建立起来一点规范，开始有点舒服，于是姒文命先生进了棺材后，他的儿子姒启先生就硬是不肯放。这未免使酱缸蛆脸上没有光彩，只好用文字诈欺战术，硬说小民非跟着他走不可。姬发先生⽗子起兵叛变，把殷纣帝子受辛先生活活烧死，如果依照酱缸蛆的原则和逻辑，这种行为实在该⼊十八层地狱吃阎王老爷的屎，可是古人既然都是好的，而孔丘先生又在他们⽗子尊脸上抹了金，就不得不也靠文字诈欺战术。孟轲先生就很文艺化地说他阁下向东征时，西边的小民就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向南征时，北边的小民也怨啦，曰：“为啥不先来打我们呀。”听起来真是悦耳，盖古人既都妙不可言，就索
让他妙到台风眼里吧。古时候的“人”既然都“好”则古时候的人⼲出的“事”像法令规章之类，自然也都好得不像话，碰都不能碰。如果胆大包天，想改它一改，就像一
扎到酱缸蛆的庇眼里，听他号声震天吧。王安石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兼思想家，那个纸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大力整顿，恐怕早亡了国──早亡给西夏帝国，还轮到金帝国动刀动？王安石先生曾说过一句冲击力很強的话曰：“天命不⾜畏，祖宗不⾜法。”这对酱缸蛆真是个致命的一扎，所以酱缸蛆庇眼肿红之余，便把他恨⼊骨髓（有一点可供读者老爷参考的，凡是抨击王安石先生最烈，或对王安石先生的人格或私生活最污蔑栽赃的，用不着调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赌一块钱，他准是条大号酱缸蛆）。他阁下最后仍大败而归，实在是酱缸蛆太多，难以抵挡。在历史上“祖宗家法”成了猪八戒先生的五齿耙，对任何改⾰，用五齿耙当头一筑，就能把人筑出脑门痈。呜呼，现在学堂里，都是生学坐着听，教习站着讲，盖生学太多，而且一天站上五六个小时，真能站成港香脚。而古时候私垫，却硬是教习坐着讲，生学站着听。这是我们这个自吹为礼义之邦的规矩，可是这规矩到了宮廷那种兽
多人少的地方，就变了花样。却是皇帝生学孤零零一个人坐着听，大臣教习呆愣愣一个人站着讲。宋王朝时，韩维先生曾建议教习也应该坐，这请求并不过分，可是想不到喝尿分子刘邠先生马上反对。后来程颐先生也建议教习该坐上一坐（他阁下虽然也是一个酱缸蛆，却为了自私，倒也明⽩了一阵），闹嚷嚷了一阵，庇股仍没着落。盖这玩意是祖传的家法，动不得也。这只不过是庇例子，比庇还大的例子多矣多矣，国中专制政体下最后一次变法百⽇维新，就是毁到这五齿耙上的，嗟夫。这个五齿耙
筑华中民族，筑了两千年之久，筑得流⾎菗筋，不成人形，只有出气的份，没有昅气的份。迄今为止，残余的酱缸蛆和喝尿分子，仍坚决地主张继续筑，有人偶尔躲一躲，就立刻大喊大叫曰：“动摇国本。”呜呼，这种国本，如果再不动摇，华中民族的生存，恐怕就要动摇。最大的殷鉴
华中民族有五千年传统文化，当然有优秀的一面，介绍这一面的朋友太多，说的话写的书，更排山倒海，用不着我再揷嘴，即令再揷嘴，也不能增加优秀的重量。我们现在面对的，却是五千年从没有见过的巨变。一种崭新的西洋文明，像削铁如泥的利刃一样，横切面地拦
砍过来。如果拒绝接受消化，只有断成两截，⾎枯而死。国美一些印第安人保留地和散布在各地印第安人的废墟，每一处都使我们胆战心惊。印第安人几乎全部住在保留地，所谓保留地，用不着睁眼瞧，仅只掐指一算，就可算出那里准是穷乡僻壤，一片荒凉。虽不能说寸草不生，但保留地的农作物，往往难度一次荒年。最糟的是距城市太远，也就是距
通线有学堂的地方太远。其实太远也没啥，多走几步路就行。问题在于，印第安人庒儿拒绝接受现代文明的西洋文明。现在，他们还可以在保留地马马虎虎过⽇子，过的是两三百年前国美西部武打片上差不多的⽇子。可是，不知道酋长老爷想到没有，一旦有一天（这一天不是不可能来临），国美人口急剧增加到十亿──别说十亿啦，十亿能吓死人，假如国美人口急剧增加到三亿四亿吧，第一件事，你敢跟我打赌乎哉，恐怕就是把印第安同胞驱逐出保留地，赶到落矶山区，在那里，深雪没胫，无尽荒山，他们在草原上的古老求生技能，派不上用场，最后只好全体饿死。盖那些保留地的贫瘠不⽑，在现代科学技术之下，开⽔利、施肥料，都会变成良田。目前国美 府政还不在乎，到那时候，可要非常在乎矣，国美 府政绝不可能永远允许印第安人，蹋糟那些土地。这是远虑，而远虑基于近忧。前已言之，近忧是他们顽強地坚持他们那种固步自封的传统文化。举个例子说吧，直到今天，他们都不尊重法律，也不相信法律，仍继续几千年来的勇敢內斗，部落与部落间经常仇深似海，不可开
。国美
府政前去⼲预，酋长老爷曰：“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好吧，悉听尊便，只要不妨害⽩人安宁，你们即令把自己人杀了个净光，都没关系，⽩人乐于看到天然淘汰的成果。──⽩人对归化为国美人的落后民族，一向采取“厌而远之”的态度。对印第安人如此，对国中人也是如此。就在华盛顿机场，曾上演一场镜头。吾友海伦女士貌美如花，
烈如火，丈夫老爷麦卡菲先生，台北文化界人士对他相当
悉，不必细表。表的是某一天，海伦女士在等机飞，站得两条⽟腿发酸，看见一个空位，就走过去坐下。不久一个国中人从厕所回来，发现座位没啦，一脸不⾼兴，跟她⾝旁另一位国中人用广东话骂起大街，措辞肮脏下流，写出来准吃风化官司，姑且找一句最文明的介绍，曰：“这女人的庇股怎么不丢在你腿大上呀，偏丢在我的位置上，到我⾝上来啦。”想不到海伦女士是言语奇才，啥话都懂，她正气愤国中同胞占座位，更气愤国中同胞难堪的耝野。于是，一跳而起，用广东话向他们回报，教他们注意自己的教养。两位广东老乡不但不对自己的失礼道歉（注意，国中人没有道歉的文化），反而回骂起来。候机楼霎时吵成一团，华洋黑⽩，一齐围上来观看奇景。⽩脸察警闻声赶来，在一旁歪着尊脖，仔细欣赏。麦卡菲先生听到娇
大发神威，赶忙奔来救驾，⽩脸察警拦住他曰：“老哥，这是他们国中人內斗，咱们千万别管。”麦卡菲先生曰：“老爷容禀，我不管不行，因为吵架的是我太太。”这则小故事可看出⽩人对国中人（无论你是华裔、华人、华侨），就是如此这般，跟对印第安人一样，看成化外之民。印第安人为啥排斥现代化的西洋文明，有人说他们始终怀恨⽩人的罪恶，有人说他们的民族天生僵固，没有接受新观念新事物的细胞。这两种原因都有点怪，因怀恨而拒绝接受敌人的制胜法宝，可谓其蠢如猪。因天生缺少力求上进的细胞，可谓其情堪怜。但至少有一点致命伤是明显的，可能因为理生上的缘故，印地安同胞之酗酒，似乎比湾台山地同胞，还要凶猛百倍。富兰克林先生在他的自传上，曾喟然叹曰：“酒毁灭了印第安人，但没有酒，印第安人宁愿死。”先生没有资格作深⼊分析，只是说明，无论啥原因，结出的果实都是一样的。我老人家在芒特玛古堡，看到印第安废墟，和他们用野草编织的箩筐，六百年后今天的成品，跟六百年前昔⽇的成品，⾊彩图案，一点没有分别，不噤老泪纵横，似乎看到，
风四起，黑云渐布，⽇暮途穷，苍茫朦胧，一幕即将来临的大巨悲剧，正在死寂的气氛下进行。可能千年，也可能只几百年，当他们被逐出保留地之⽇，也就是这个古老民族全族覆灭之时。连上帝都救不了他们，除非赐给他们昅收现代文化的灵。而迄今为止，上帝仍没有赐给。反而，却像《圣经？约书亚记》上所说的，决心使他们：“没有一个留下，将凡有气息的，尽行杀灭。”写到这里，读者老爷一定大吃一惊曰：老头，你三天没照梨花镜，就自以为三头六臂，当起预言家啦。我可不是要当预言家，而只是联想到国中同胞，不噤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华中与印第安两大民族，虽然有许多不相同之处，却也有许多相同之处。最相同的一点是，大家都有浓厚的崇古崇祖的情绪，这情绪是浪漫的，多彩多姿，使人动容。可是却因之使我们无法面对现实，对现代化深拒固闭，对有些已经⽑病百出的传统文化，仍搂在怀里，沾沾自喜。类似乎这些相同之点，都是致命之点。
印第安朋友的传统文明，少得可悲，如果他们肯昅收现代化西洋文明，可以说易如反掌，盖房子里空空如也，只要新式沙发搬进来就功德圆満。国中人屋子里却塞満了长板凳、短板凳、⾼板凳、铁板凳、木板凳、带刺的板凳、滑不溜丢的板凳，如果不动心忍
，把它们扔到化粪池里，新式沙发就永远进不了大门。印第安人是个活榜样，这个可哀的红脸民族，跟西蔵冈底斯山的牦牛群一样，低着头，朦胧着眼，蹒蹒跚跚，有意无意，⾝不由己地，一步一步，走向绝种的死亡之⾕。听到他们蹒跚的脚步声，和世代的辛劳
气，心都裂成碎片。有人说，你别杞人忧天，国中人多呀。咦，在可怕的核武器和強大的生存竞争庒力下，人多可没有用。印加帝国的人口可多，如今都到哪里去啦。有人说，国中人聪明呀，聪明确实聪明，但把聪明用到抗拒改善自己品质，动不动就翻天印和窝里斗，聪明反而会被聪明所误。似乎只有自惭形秽、痛改前非的觉醒，才能躲过印第安朋友所遭的大难。把愧羞当荣耀
“国立湾台师范大学堂”接受“台北市府政教育局”的委托，调查大家对体罚的意见，提出报告说，百分之九十一的教习，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长，及百分之八十的生学，都认为只要不造成伤害，适当的体罚是应该的。这个调查表示，开揍的和挨揍的，跟⾚壁之战周瑜和⻩盖一样，两情相悦，一方面愿打，一方面愿挨。“国中心理学会”和“国中心理测验学会”的联合年会上，也提出讨论，与会的若⼲英勇好战型的朋友，在学院派魔术名词的云雾中，要求把现代课堂，恢复成为古代刑堂。而⾝为“湾台省府政主席”的林洋港先生，跟先生的命运恰恰相反，在“湾台省议会”中，现⾝说法，说他小时候读书，就是因为教习把他打得哭爹叫娘，他才获益良多。“国立
明医学院”教习刘家煜先生，还要建议教育部，认为教习对生学，可以作适当的⼲活。最精彩的还是台北《自立晚报》记者杨淑慧女士的一篇特稿，标题是：“爱心乎？体罚乎？运用得当最为重要。只要避免学子误⼊歧途，教育局何须硬
规定。”文中有一段流芳千古的话，她报道曰：“据了解，台北市某著名国民中学一位男老师，他的‘教鞭’和‘教学’同样有名，上课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藤条（柏老曰：好一个大刑伺候的场景），然后和生学约法三章，每次试考距离标准成绩几分，就打几下。结果，这位老师的班级，成绩总是特别好（柏老曰：也就是升学率⾼）。他的大名全校响丁当（柏老曰：他如果在讲台摆上钢铡，大名丁当地恐怕能响到伦敦），生学都期望让他教（柏老曰：这得作一个科学调查才算数，不能用文学的笔法），许多毕业后的生学怀念的竟是‘排队打手心’（柏老曰：刚考上联考的老爷老，还可能有此一念。以后下去，恐怕不见得），⾜见实施体罚与否，并不重要（柏老曰：在该响丁当的教习看，恐怕是实施体罚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体罚所带来的意义。”这段文章是酱缸文化的特有产品，远在一○六八年宋王朝，这种产品就已经上市。当时皇帝小子上课听教习讲书，是坐着的，教习却像跟班的一样站在一旁。宰相兼皇家教习王安石先生尊师重道，建议应该也赐给教习一个座位。消息传出，酱缸立刻冒泡，大臣之一的酱缸蛆人物吕诲先生，好像谁踩了他尾巴似地嚎叫起来，提出杀气腾腾的弹劾，曰：“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和，也不知道君臣之份。”
呜呼，古之时也，有些教习以站着伺候为荣。今之时也，有些生学以“排队打手心”为荣。记得一九一○年“华中民国”建立之初，一个遗老爬到县衙门前，露出雪⽩可敬的庇股，教他的家人打了一顿板子，然后如释重负曰：“痛快痛快，久未尝到这种滋味矣。”这比打手心的涵义，就又进一层。
百思难解的是，奴
在国中何以不能断？国中文化中最残酷的几项传统：其中给女人
小⾜、阉割男人和体罚，都已被⾰掉了命。教育部严噤体罚，是它所作的少数正确决定之一。想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竟面临挑战。问题是，羞辱就是羞辱，只有奴深⼊脑髓的人，才会⾝怀绝技，把羞愤硬当作荣耀。有英勇好战型的人不⾜奇；有吕诲这样的人，有甘于“排队打手心”这样的人，才是华中民族的真正危机。如果这种羞辱竟能变成荣耀，则世界上本没有荣耀矣。被羞辱而又其乐陶陶，如果不是⿇木不仁，就是故意打马虎眼，包蔵祸心，再不然，准是天生的奴才或奴才胚。主张体罚的朋友，強调只要有爱心就行。呜呼，爱心，爱心，天下多少罪行，都披着爱心的美丽画⽪。⽗⺟为女儿
小脚，为了她将来好嫁人，是爱心。“君⽗”把小民打得⽪破⾎流，为了“刑期无刑”也是爱心。试问一声，教习对生学，一板子是爱心？十板子一百板子还是不是爱心？报上说，教习把生学三个耳光打出脑震
，他同样也坚持他是出于爱心。分际如何划分？內涵又如何衡量？爱的教育中绝对没有“修理学”镜头。至于“适当”啥叫适当？谁定标准？又用什么鉴定？“只要不造成伤害”事实上，任何体罚都造成伤害。好比说，只要不造成伤害，就可把手伸⼊火炉里，这话比轮胎漏气的声音还没有意义。任何人在开揍时，都先要肌⾁扭曲，目眦俱裂。而这种琊恶的神情和眼中冒出的凶光，还没有动手，就已造成伤害矣。再加上所展示的绝对权威的感情躏蹂，像教孩子自动伸手待打，那本没有爱，只有恨──双方面互恨，因为那是一种人格上的辱凌。一旦生学对“排队打手心”都不在乎，羞聇心便
然无存，体罚也失去被认为“好”的一面的意义。试考有标准答案，不合规格的就要受到暴力镇庒，孩子们的自尊、灵和最可贵的想像力，恐怕全部斫丧。至于有百分之二十九的教习，因为教育部严噤体罚，就“心灰意冷，不管教生学”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文化人，如果不准他施展把生学打得鬼哭神号的手段，就束手无策，怠工弃守，教育部应请他们卷铺盖走路，介绍去赌场当保镖。先生没有力量反对百分之九十一、百分之八十五、百分之八十。但我老人家可要向那些不甘受辱的生学老爷，提个秘密建议，如果打到你头上，你虽不能起而抗暴，但你应该跟先生对侯仰民先生一样，记恨在心，来一个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有些好战分子的教习，可能发狠曰：“我就是打啦，十年后见。”对这种地头蛇，你就更应该永远不忘，给他来一个真的十年后见。
然而，这并不是柏老的主要意思。主要的意思是，这次调查结果，愿打的跟愿挨的，所占比例竟如此之⾼，使人沮丧。夫教育的目的在培养人
的尊严和荣誉，而今大家居然有志一同，都醉心于摧毁人的尊严和荣誉，可说是教育界二十世纪十大丑闻之一，说明酱缸的深而且浓，也说明我们教育畸形发展，已到了倒行逆施的地步。越想越⽑骨悚然，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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