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青春印满苍苔
　　　站在暮色的田埂，深秋的清凉将我紧裹，掘开记忆中的深井，拖出那幅叫青春的画卷。

　抹去厚厚的岁月的尘沙，画卷中的景早已模糊不清。只是还隐隐的看到，漉漉的灰色是它全部的颜色，苦涩是它所有的内容，希望和梦想只是一圈似圆、似扁、似方，似是而非的边框。

　拔开记忆中的苍苔，看到一个瘦弱的小女孩，用她小小的身躯，稚的肩，一长过她身体的扁担挑着两只吱呀呀的大水桶，走向离村子500多米远的深井边。她用一和她的手腕差不多的绳子将水桶的提手栓牢，慢慢的伸进30米深的水井，左晃右晃将水灌满水桶，自己小心翼翼的站在井边，弯下小，一下、一下的将50斤重的水和水桶拉上井沿，然后另一只。把那绳子仍在井的边沿，那儿有很多的人的绳子，都蜷缩在深井四周的土里。用左肩或是右肩，担起100多斤的两桶水，晃晃悠悠的朝房台上的家走去。硬硬的扁担和沉重的水的她的肩膀生疼，她将一只小手垫在扁担底下，仍是不管用。桶里的水不停的溅出，在路上洒了两道漉漉的水印，也不时的撒满她的布的子或冰冷的鞋子。从太阳刚出来到太阳升的老高，她从这条路上来回八次，挑四担水，一直到她家的水缸盈盈的满了，才把扁担竖起在靠墙的地方，把两只水桶翻过来拿到太阳底下晒。

　此时，母亲唤她吃早饭了。早饭毫无疑问的是吃又苦又黑的地瓜饼子，一点腌的很黑的萝卜咸菜，或是没有一丝油花的大白菜汤。再不就吃蒸了的一大锅地瓜，没的选择。她倒是渴望地里的玉米长得黄橙橙的，然后有一个玉米的饼子吃，可是地里的玉米秸总是撵撵的长着，看不到丝毫的丰收的希望。

　吃下一块地瓜或苦点的饼子，她就高兴的跑向了学校，是最快乐的，那时我上小学四年级。

　在五年级的下半年，忽然之间，我的右腿就瘸了，走路一高一低的，还不时的疼痛着筋。村里的人问我是不是撞见村里传说中的“白色的兔子，那白色的鬼了？”要不为什么忽然之间腿就这样了呢？自己确实也在房台的东坡上在漆黑的夜晚看到过一只白色的兔子在那跳来跳去。迷信的村民，无知年少的自己哪知道这是由长期的营养不良，过重的体力劳动造成的。姐姐不能干重活，弟弟小，也只有我能帮父母干点活。

　父母想，一个女孩子家腿这样，将来找婆家也找不到好人家，就计划着到80里外的滨州市看医生。父亲拿了家里所有的30块钱，用那辆大金鹿带着我去的。到了滨州市郊，15岁的我第一次看到了滚滚的河水上面架着一座高大的桥，只知道我们村西边的那条河叫黄河，我不知道它来自哪里，又去向哪里，它的更远方是什么样子。更不知道：“黄河之水天上来，奔到海不复回”的诗句。我惊讶的看着那些灰色的铁东西高高的耸起，并架起了一个帆船的形状。桥面上油亮油亮的，没有人眼的沙土，也没有一下雨就扒不出鞋子的泥泞。那时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没有沙土的油漆路。

　更多的是城市的川不息的那么大的一辆辆汽车。我们那儿比较偏僻，一条用红土围城的大坝好像无尽头的向南或向北延伸，我也不知道它来自何方，又通向哪里？每当下课远远的听到汽车打喇叭的声响，我们就一起涌向大坝的边沿，等一辆汽车开过来，打着喇叭，又开过去，打着喇叭，一溜烟的，很大很长，又很快消失。我们还在竖起耳朵等下一辆汽车的到来，上课的铃声被那个数学老师用铁敲的当当的响，即使在课堂上，汽车飞驰而过的声响也会把我们的思绪拉长，拉向它开来的方向，拉向它消失的方向。

　父亲不让我从自行车上下来，我就坐在后座上，一辆一辆的看，一辆一辆的数，红色的大头的，绿色的车斗长长的，很多，真的很多。那时对汽车的钟爱谁知到今天变成了躲避汽车的尖叫和尾气。

　我问父亲：“为什么有这么多汽车呀！”

　“因为这是一个城市。”

　车多成了那时一个城市的标志，也成了我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话题，毕竟看到过那么的车辆。

　那次，父亲带我从记事起第一次吃了水煎包，韭菜馅的。热气腾腾，上面有黄的硬皮，咬在嘴里脆响脆响的，很多的油，真香。我现在还能想象的出那次水煎包的颜色和味道。虽然直到现在自己还是爱吃水煎包，回到老家不免买上几个，可是再也没有了当初如获至宝的那种心情和味道了。

　不知是因为家境贫寒的原因，自己从小就特别爱上学和读书。认为上学和读书肯定有一天能让我见到和我们这儿不一样的天空，不一样的日子。

　16岁考上了初中，母亲却不愿意让我再上学，叫我回家帮她种瓜园，瓜了可以卖钱养活一家人。姐姐一干重活就不上气来，弟妹仍小，我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我爱呆在学校，爱读书，学校像一座花园吸引着我。也许，在读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时可以暂且的忘记地瓜饼的苦味和肩膀上那红肿的疼痛。

　我和母亲别扭了好多天，母亲没有扭过我，才得以进了中学的大门。那时有很多的伙伴连初中都没有上就帮家里干活的。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我的幸运来自我对学习的固执。

　自己知道机会来之不易，那时学习比较刻苦。只是那时没有现在的什么学霸、密卷、英才教程什么的，只有一本书和几个本子，自己也不知道怎样讲究学习的方法。只是认真的听课，做好作业。家境依然不景气，只是已能吃上黄的玉米面饼子。

　每天早上自己早早的起来，把玉米面加水合成饼子，再切成麻将大小的块，在一口黑黑的大锅里放上一点儿油炝锅，做成汤吃。中午再带一块玉米面饼子和一块腌的黢黑的萝卜咸菜。那时学校没有食堂，到了中午，离家近的同学都回家吃饭了，我们离家远的同学就在教室里将就的啃自己带的干粮。

　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她家里的条件较好。她每次都带一块很大很大的厚厚的白色发面饼。到了中午，她把她的白面饼拿出来放在高高的书架上，咬一口写一点作业，咬一口写一点作业。自己则在一边悄悄的把黄的玉米饼进书里，还有那块黑色的咸菜。看到她一口、一口的咬那块白面饼，自己嘴里就口水，那干瘪的喳人的玉米饼更是难以下咽。心想，自己要是每天有那么一小块白面饼也是幸福的，可是初中的三年一块也没有。

　庄稼地里的麦子总是长不过镐草，麦穗瘦弱干瘪，能打下一点可怜的麦粒，也得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

　苦涩的日子并没有影响我对学习的爱。从初一开始自己就写记。在放学的路上，沿着黄河的边儿，写黄河上红彤彤的落，写黄河对岸的鸭鸭，写黄河喜怒不一的阵阵涛声，写混沌的河水无情的并了村民的瓜田，还有母亲的，湮没了他们辛劳的希望。

　可惜都没有保存下来，都成了记忆的断章散落各处，无法拼凑。

　自己成了班里写作文的能手，还不知天高地厚的往几家杂志社投过稿子。都没有觉察自己当时是怎样浅的思想幼稚的心灵，却始终向往着什么。在初二的时候，我们学习了张海迪的事迹，深受鼓舞，发誓向她学习，还给她写过几封信，只是都石沉大海般遥无音信。班里的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可我并没有觉得丢脸，心里暗暗发誓，一定努力学习，走出去，走出去，可岁月总是那样的无情。

　家境的贫穷仍像一条无形的绳索紧紧的勒着我。

　1985年我考上了高中，这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可能只有一步之遥。可此时，姐姐已出嫁，弟弟也上了初中，妹妹很小，家中仍需要劳力，我仍是最合适的人选。再上高中仍然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祖祖辈辈生活的模式在她心里深蒂固。从接到通知到九月开学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拼命的从池塘里把水挑向高出浇我家的菜园，拼命的每天把自家的大水缸挑满，或用细细的胳膊抡起大篙头把玉米秸从地下挖出，捆好再抗回家中的场院。为的是换回母亲的一句话。如果连高中都不能上，自己必将和村里所有的女人一样，找个只见过一次面的男人敲锣打鼓的嫁掉，然后生几个孩子，怀着贫瘠的心灵把干瘪的种子埋进沙沙的土里，祈祷能有一丝收成，然后争吵… 　ｍ.ｘＺIｘＳ.ｃ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