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躺在
上，全身在颤抖，
糙的双手捂着
口。干瘦的脸皮几乎没有了血
，深陷在眼窝里的双眸，被松耷的眼皮掩盖着，看不到是明亮，还是暗淡，泪水
淌的痕迹，还留在鱼尾样的纹丝上，像是铁烙的那样分明。乌紫的嘴
，一张一合，一口口大的气带着“呕呕”的声音，
出牙关。时断时续，悲悲惨惨的话语，又从这气流的间隙中吐出来：“儿呀，你，我为你们吃苦齐
深，盼你成材，你，呕，呕…我的心啦…呕，呕…”我蹲在墙角，头深深地抵在双膝上，悲凉的感情令我压抑非常。
慢慢地，妈妈叙起旧来。她的每一句话都是伴着眼泪
出来的，可那…我听了不止一次。其实，为何又要这样的唠叨呢。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哪一件不清楚！过去的往事，已过去，总去回忆，有什么用！我不觉的厌烦了。“呕，呕…儿呀…”妈妈越叙越伤心…
十二岁那年，我辞别了“牛背”在妈妈的护送下，上学了。“牛背”上玩惯了的我，要在教室里端端端正正的坐着听课，读写“a、o、e，”实在是静不下来，也就别说什么成绩了。捉蛤蟆、抓麻雀谁也比不了我，踢毽、对膝更是我的强项。
罪恶的年代“臭老九”们走路都怕踩死蚂蚁，谁还敢来管我们这些“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的老师到有些无所畏，几次把我叫进他的屋子，向我灌输“资产阶级的知识”我却受到了张嘎子的启示，一团
草堵住了他的烟囱，差点叫那几间小屋变为灰烬。发生这事的时候，我已是二年级的学生了。说是二年级，恐怕连一百以内的加减法都还不会呢，反正升学又不要试考。
那天，不知是谁在我还没到家时，并将这事告诉了我妈妈。我没有逃掉一顿打，晚饭也没让吃。
那天夜里，我听到妈妈在
上辗转反侧，呼吸声都大了些。半夜，妈妈提着煤油灯来到我边，我肚子饿，怎么能睡着？但不作声，装睡着了。妈妈轻轻掀开我的被子，一只手在我身上抚摸着“扫帚丝”的印迹。此时，我感觉到妈妈的泪水落在我的皮肤上。只听妈妈轻声的说：“儿呀，叫你念书，怎就不用功，还这样厌。”我依然装睡。妈妈又说：“我小时想念书，都想得…唉…”
我一听妈妈说她的小时候，并来兴趣了，连忙睁开眼睛，问：“妈妈，你小时候怎没念书？”
妈妈看看我，用手摸了摸眼睛“唉，那时怎比现在呢。”
我心想妈妈一定要向我说起她小时候的故事了，是否也像我们学校“忆苦思甜”会上老贫农说的一样：“地主比狼还狠，穷人的血汗都被他们
干了，哪能念书呀？”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等待着妈妈的叙述。“唉。”妈妈叹了口气，却说：“不识字有多难呀！”噢，我知道了。
我父亲工作在外，一年最多只来家两三次。妈妈，一个年轻妇女带着我们兄妹几人在农村，难处是可以想见的。但都不怕，叫人不能忍受的…生产队的会计念过几年书，一个
鬼。对我妈妈不怀好意，几次…但他只能痴心妄想，枉费心机。于是，怀恨在心，处处刁难我们家。记工分、算口粮，他大笔在握，算盘在手，说多少就多少。妈妈有疑惑，不敢去问。因为，妈妈扁担长的“一”字都不认识。你问，他把帐本翻得哗啦啦响，算盘珠子拨得直打转。妈妈有什么办法，想找人代看，可谁愿当这恶人呀。就这样，我们几个同等人口，同等工分的人家，秋后结算，我家比人家差一大截。我妈妈为此，不知哭过多少回。我十岁那年，妈妈只好让我去放牛，可以挣工分买自己的口粮了。妈妈本来是不愿意叫我放牛的，但是…靠我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妈妈一个人，要养活我们一家五口。一年养几头肥猪，还不够抵生产队的透支。平时家用就全靠妈妈起早贪黑的种点蔬菜和养几只母
下蛋了。我十二岁了，再不上学就迟了。但上学又要增添家里的负担…
从那以后，我变好了。可是…没办法，学校的课程…除了
主席语录，就是唱样板戏。学生到轻松自在，什么旷课，迟到，早退，从来没人过问。我那时到是规规矩矩的，而且还很认真地背诵着“红宝书”里的每一条语录。还有，文艺宣传队里，我也是活跃分子。晚上，一盏没有罩子的煤油灯，照着我和妈妈两个人。她纳鞋底，补衣服，我学习。学习什么呀？抄写“语录”而且用
笔。妈妈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或许认为我们念书做作业就是这样。在她看来，我就是在认真学习。因此，不管白天多累，多浪费煤油，只要我不睡觉，她从不催我。脸上总是安定的，慈祥的。我就是这样走完了小学五年的路程，所得的收获，就是认得了几个字，字也写得有点模样。人常说：“字是人的脸面”只要看到我写的字，特别是过年看到我写的对联，人们总夸我书念得好，有学问，将来一定有出息。妈妈更是高兴得不得了，总是鼓励我：“好好念，再穷都让你念书！”好像她已经看到了我的未来。
我上初中的三年，是妈妈最痛苦的三年，也是我一无所获的三年。
我们学校，是小学“戴帽”子的，老师还是原来的。虽也增加了几个新的，却都是过去红卫兵的将领。他们能教好中学？只有老天才知道。
老师上课，就是照本宣读，作业呢？语文是写生字；数学是书上现成练习题。不管学生做得对不对，作业本上老师打的都是红“√”再写个“阅”字。外语、化学什么的，空白。这时的文艺活动不亚于文革初期，什么汇演、献演…层出不穷。学校经常停课排演，我家离学校也不过三里地，竟要求住校集体排演。我演李玉和、郭建光颇负盛名。因此，寒暑假学校停演，却成了公社、大队的“特邀”演员。要不是我爸爸有些右倾问题，我可能都进了县样板戏剧团了。
初二那年，妈妈由于过度的劳累，终于病了，这一病就病了大半年，差点丢了性命。此后，百病
身，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了。但是，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我们这几张嘴，依然辛劳在田间地头，屋前屋后。我想停学，妈妈不让，总是那句：“再苦再累，也要让你念书，不能叫你们都象我。”我说：“学校现在念不到书。”她说：“总比不念强。”我无可奈何。而且，两个弟弟妹妹也先后上了学。十一岁的四弟只好又成了“牛背”上的孩子。
一九七七年，我们一家随着父亲转入城市生活。
这一年，国家招生制度改革了。我正上高中一年级，于是妈妈对我寄予了莫大的希望 ｍ.ｘＺIｘＳ.ｃOｍ